摘要：3.人大监督是监督体系的枢纽 司法需要监督，监督制度的完善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
偌大的汉阳铁厂进退维谷。
如果专断—压制型行政模式中的压制是为了巩固国家的统治，那么在压制—缓和型行政模式中的压制已经悄然地转变为国家为了主导社会有序转型而保留对个人的控制权。但迄今为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充分开启，补钉式的政治体制修补使得经济体制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贱民资本主义[1]混合的经济模式。
一些学者赞扬各地方、各行业的依法治理活动是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个人自由 一、问题与方法 自公元前221年秦至1912年中华民国前二千余年的帝制时代中，历朝历代所延续的秦政制基本没有实质性的变异。1996年《行政处罚法》首次确立的听证程序，成为压制—缓和型行政模式开始质变的一种内在动力：个人开始可以站起来和国家说话了。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鼓励经济发展原本是为了扭转正在走向崩溃的国民经济，但这个政策产生了另外的一个效果：一部分人首现富裕起来。在行政中吸取个人的合理意见，是减少对抗行政的一种治理技术。
本质上，它可以被看作是国家政治统治技术的一种策略性转换。除了文革10年外，行政并非完全奉行法律虚无主义，但法律是被当作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来使用的。在管理上沿用封建作坊的管理制度，在人事管理上一个工厂就像一个衙门，等级森严，劳苦工人处处受把头和官吏的压迫剥削，对外国技师工程师，缺乏起码的尊重和科学态度，在心底深处抵制西人的奇技淫巧。
他们丝毫也不想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甚至连某些环节的改变也不愿意。清廷深以为然，嘱其委托驻外公使，购买比利时科克里尔厂日生产铁100吨的高炉两座和其他配套机器设备，准备在珠江南岸的凤凰岗择地设厂。至此，张之洞便驰电李鸿章说，包与洋人之议，已作罢论矣。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勉强维持了10余年，但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许可及经济根源深层的弊端还是未能完全克服。
因而未能从根本上取得民族资本家的信任，或缺社会民众的真正参与，生产经营上缺乏一定的民主意识表达和科学管理，无疑民间本土资本很难集中，人股者寥寥无几也是自然的，从而导致庞大企业资金链的绷断，扩大再生产规模无望。又恳代查开铜矿并兼熔机器全副价若干，并赐复，此系琼州用。
[4]《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0页。而对一个国家政体国体之最基本的政治体制制度及其相关的宪政法律价值是否与国家的近代工业化发展愿景相称不愿作任何检讨和思考，更不愿反思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等这些洋务派官僚，不懂得也不想懂得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在实际上悖离了这一规律。对张之洞的研究，历来为政治法律学界所重。此后，尽管汉冶萍公司向以纯粹之中国公司自诩，但它自始至终都未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资本侵蚀。
如经费不足，亦应确切直陈。铁厂、枪炮厂现办情形，并筹计经费，洞于八月二十八日谨分三拆、两片具奏，计已上达。而被称为合肥相国左右臂的盛宣怀，一方面向李鸿章表示，谁肯以丑恶无益之干求，商诸爱憎无常之大吏，以示不应张之洞之招而一心追随李鸿章之心迹（其时李鸿章手握北洋海军重权，盛宣怀对权力同样充满热切的期待）。因此，我们在研究公司的失败原因时，必须将其置于历史的宪政与政治体制维度中，通过它来了解和认识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法治状况。
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市场的垄断等等。[15]再如盛宣怀，在戊戌变法中，他主张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
汉冶萍公司作为民族工业近代化的标志，在初期的改革上还是成效大显：招附新股1300多万元，部分地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宪法统一着全体国民的根本意志，也统御着林林种种的法律法规精神及司法层面的价值取向。
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张之洞提出，欲修铁路，必先制轨，制轨必先设铁厂，否则事倍功半。汉阳铁厂在官督商办以后，部分地吸收了私人的投资。本文意欲以汉冶萍为范例，寻绎晚清民族自强求富与变法救国宪政缺失的内在原因。总之，在今天所看到的国有企业诸多腐败现象和舞弊手段，在当时的汉冶萍均能看到。缘何自近代洋务始的国有企业均易短祚而亡，一直为学术界所重。
汉阳铁厂初建时，张之洞曾有意由盛宣怀出面经理。[5]汪胡桢：《中国煤矿业小史》，刊载于（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1895. 11. 2） 三天后，张之洞回复总理衙门电，表达悉心遵办汉铁及其枪炮厂的心志和筹集经费，感悚莫名，又不得不克服困难的个人努力恭读十六日电旨，感悚莫名。可好景不长，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5），汉阳铁厂作为国有全资的近代化企业率先作了公司发展进路上的重大改革，虽然当时缺失公司法，也无系统化的公司章程，完全听凭长官意志，但此次公司改制是划时代的。
他们若打算将工厂办下去，则不挂一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难成或必败。[14]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生产关系及其特点十分明显。
事未办成，何来余利？而华商股款附入，官利即起，岂有难如制铁事业，方在购机建厂，而即须付利。规定铁路所需铁轨均购之于汉厂。值得指出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起，洋务派创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但无一获得持久的成功，原因何在？从清廷总理衙门到地方封疆大吏，很少有人去理性地反思和检讨真正的原因。李瀚章上奏后的第13天，（1889年12月），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三天后便致电海军衙门及李鸿章，要求将铁厂移建到湖北，很快就得到清廷的批准，并由户部拨款200万两库平银，作为建厂经费。
中国不但不能加重，并且值百抽五之轻税亦豁免，且铁路洋工程司于汉厂之轨种种留难，以达其外购目的。公司还不失时机地购置开办了一些附属厂矿，投资兴办了一些中外合资企业以备民生之需，并由此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
张之洞经理此事，历有年所。2号高炉投产2年，又因煤焦不足而停产。
这个时候的张之洞一方面考虑到与洋人合作，充分利用洋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一方面有迫于时下同僚的牵制和清廷的压力，从张之洞写给欧洲四国公使刘瑞芬使节的信函中可以窥到其在万马齐暗人才匮乏国情时局下对科技人才队伍渴求的心迹： 请代觅铜矿师一名，须精矿学、化学、善测矿苗，兼晓煎熔，曾著成效。但历史的局限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的学习价值趋向—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头来只能是对其皮毛的徒袭。
正如严复在翻译《国富论》按语中所说，官督商办只不过盗西法之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无一实效之可指。如李鸿章坚信中国文武制度。而查是年收入厂矿营业：于汉冶项下，共收各路轨价、矿石售价、各户钢铁料价等一切，计银三百十六万七千四百余两。单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就迫使公司向其借债达17次之多，最终将公司牢牢掌控。
当时国内仅有的两座日产量为450吨的高炉，总共只生产了26个月，生命之短祚为世界所罕见。其办理章程应如何斟酌尽善以杜流弊之处，即著该督抚等细心妥筹，详晰具奏。
它的兴衰源自于它那个时代法治规范的缺失，那个国家整体宪政制度的全无。批准其产品减免税厘，等等。
如能仿照西例，改归商办，弊少利多。{2}由于这些学者置身域外，不免受到种种研究条件的限制。
